创新推进障碍的体现:美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计划受阻引多名数字化高官辞职

云脑智库 2022-05-28 00:00


来源 | 空天防务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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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辞职]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国防部长办公室和联合参谋部未能实现他们自己所谓的首要任务——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JADC2——他们无法说干就干。
——美空军和太空部队首任首席软件官尼古拉斯·M·柴兰
 
当俄罗斯今年入侵乌克兰时,公开报道称俄罗斯军队几乎立即失去了安全通信的能力,迫使他们要么选择公开的线路,要么完全停止通信。美国绝不能把我们的军队置于同样的困境。防止这种命运的关键是新兴计划,如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JADC2)。
——美空军和太空部队首任首席架构官普雷斯顿·邓拉普
 
我们现有的差距比我们能够弥补的更多,任何人都不会对此感到惊讶。尽管我们拥有许多的能力,我们相信还有一长串清单的事情需要改进并真正实现。
——联合参谋部J6局首席信息官,指挥、控制、通信与计算机/网络主任,JADC2工作的实际领导丹尼斯·克拉尔中将
2022418日,美空军和太空部队首任首席架构官普雷斯顿·邓拉普(Preston Dunlap)宣布辞职,这是继20211月美空军采办、技术与后勤助理部长威尔•罗珀,20219月美空军首任首席软件官尼古拉斯·M·柴兰(Nicolas M. Chaillan),20224月美国防部首任首席软件官杰森·韦斯(Jason Weiss相继辞职后,美军第4名辞职的负责数字现代化尤其是IT业务领域的高级官员。
这些创新推进高官的相继辞职,最直接的原因是他们的努力受到了顽固的“史密斯特工”的阻碍(详见威尔·罗珀没有勺子:新的数字采办现实》,及本号《明日之战:数字革命是新时代军备竞赛的关键》文章)。普雷斯顿·邓拉普表示,“五角大楼是世界上最大的官僚机构”,突破官僚主义就像“努力反抗地心引力”。尼古拉斯·M·柴兰辞职的原因是“无法忍受看到中国超越美国”,他表示我们在1520年内没有与中国竞争的机会。如果美国无法与中国蓬勃发展、勤奋工作的人口相提并论,那么我们必须通过敏捷、快速原型开发和创新,来变得更聪明、更高效和更具前瞻性才能赢得胜利。我们必须领先并发挥领导作用。我们不能落后。”得知邓拉普离职的消息,柴兰表示,这是“对美国不利的一天”,并推特上发帖这很糟糕。真的很糟糕。我已经正式失去了希望我们失去了所有的创新者和最优秀的人才......我没有看到任何人能够取代普雷斯顿。
尽管2014“第三次抵消战略”以来,美军就在进行“适应世界变化的速度”的全方位军事改革,但除了发布一堆纸面文件和几个不同的进度计划表上各“削减了100”以外,实际进展收效甚微。压倒美军IT高官们的最后一根稻草,美军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计划,揭示了美军创新推进过程中的典型障碍。 

威尔•罗珀,2018220211担任美空军采办、技术与后勤助理部长

 

尼古拉斯·M·柴兰,20188月至20219月担任美空军首席软件官
 
杰森·韦斯202110月至20224月担任美国防部首席软件官

 

普雷斯顿·邓拉普,20193月至20224月担任美空军和太空部队首任首席架构官
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计划的发展现状
1.计划背景探析
军队使用战斗网络来侦测战场上所发生的事情,将这些数据处理为可以执行的信息,决定行动方案,在部队间互相通知决策,执行这些决策,并评估已采取行动的效力。战斗网络有时也称为“感知并射击杀伤链”,并已公认为现代战争中越来越重要的因素。
虽然战斗网络的重要性在近年来得到了重视,但其本身却不是新鲜事物。早期战斗网络使用侦察兵、信使、旗帜、电报和有线电话,在战场上的部队之间传输信息和决策。更高级的战斗网络开始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广泛采用雷达、声纳、无线电通信和空中侦察。随着战斗网络变得更快、更远、更有作用,其本身就变成了需要竞争的军事目标,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潜艇与反潜艇战中充当了重要角色。
近几十年来发生的变化是传感器产生的信息量、通信的速度和规模以及战术优势的大小,很可能来源于能够比对手更快地处理信息并制定决策——也即有些人提出的“信息化”战争。在这种新的战争方式下,那些能够看得更远、更清晰,在更广范围作出更快行动的一方,将积累更大的优势。
2.文件规划进展
美军已到了构建未来战斗网络的关键节点,其国防部顶层概念文件是2021513日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签署的“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JADC2)实施战略。该战略提出了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工作路线图,为美国多军种互联互通、融合作战实验阶段的继续进行提供了动力
2022315日,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签署了JADC2实施计划,并发布了JADC2战略文件摘要。

JADC2战略文件摘要封面(美国防部图片)
JADC2是一种作战需要,以跟上现代战争中的数据量和复杂性,并决定性地击败对手。JADC2使联合部队能够利用自动化、人工智能(AI)、预测分析和机器学习迅速对整个战斗空间的信息进行“感知”“理解”和“行动”,通过一个弹性和强大的网络环境提供有见解的解决方案该文件还规定了5条工作线和6项指导原则,以组织和指导改善指挥与控制能力的开发与实施。
3.项目开发情况
然而在JADC2概念之下,存在着重复冗余有时甚至相互矛盾的工作项目。空军正在推进的先进作战管理系统(ABMS),一开始是作为替代E-8C联合监视目标攻击雷达系统(JSTARS)飞机的老旧机队而立项,但逐渐演变成计划开发一个“安全的军事数字网络环境”,但是这个项目在定义建设哪些战斗网络要素时仍不明确。近年来,美国海军一直在开发和扩大其海上防空火力集成控制(NIFC-CA)架构,以集成更多的平台、传感器和武器,包括F-35、宙斯盾舰和SM-6防空导弹。海军也在通过“过匹配计划”(Project Overmatch)探索自己的未来网络架构,旨在“使海军能够在海上集结,从近处到远处,从每一个轴线,从每一个领域,提供同步的致命和非致命效果。”美国陆军正在通过它的“会聚工程”(Project Convergence)采取一种更渐进式的方法,它声称“学习活动围绕一个连续的,结构化的系列演示和实验。”陆军也在试验陆地层系统,这是为了网络化包括情报机构的传感器在内的一系列传感器,实现精确的动力学、电子和网络攻击,并且陆军已开始初步生产其综合作战指挥系统(IBCS)。
除了军种部门,联合参谋部、负责研究与工程的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特种作战司令部(SOCOM)和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都在进行与JADC2相关的计划。联合参谋部正在开发JADC2的总体战略,并领导一个跨职能的联合团队。负责研究与工程的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有一个名为完全网络指挥、控制与通信(FNC3)的研究项目,聚焦于为未来的战斗网络开发弹性和多样化的通信路径。特种部队司令部正在开展多项行动,以增强部队之间的互用性,例如特种作战部队的数据和数据管理环境。DARPA已经开发了一个被称为“马赛克战”的概念,旨在“通过低成本传感器、多域指挥与控制节点的可组合网络,并协同有人和无人驾驶系统,把[战斗网络]的复杂性变成一种强大的新型非对称武器。”作为这一工作的一部分,DARPA已经赞助了一系列使用人工智能的项目,将原始传感器数据转化为可执行的信息,以连接本不兼容的无线电,并消除空域冲突。
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计划的主要障碍
当政府设法生产某些东西时,它往往已经过时了……像SpaceX公司一样,让我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在国防部完成了多项第一。
——美空军和太空部队首任首席架构官普雷斯顿·邓拉普
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计划的推进受阻,体现了美军科技创新推进的主要障碍。这些障碍已经被反复提出了数十年,邓拉普所说只不过是对近年来美军创新推进改革口号复读机式的重复(罗珀喜欢用的比喻是“像iPhone一样制造飞机”)。
1.遗留系统的惯性
美国军方只会想着购买他们几十年来一直依赖的相同平台更好版本的增量——例如坦克,有人驾驶的短程飞机,大型卫星和更大的船只——而不是能够比以前更快闭合杀伤链的全新战斗网络。
——克里斯·博泽(Chris Brose)《杀伤链:在高科技战争的未来捍卫美国》
美军文化的深度局限性在于,他们专注于购买下一代平台而不是所需要的传感器、有效载荷和通信系统,使现有的和下一代平台可以更有效地协同工作。它是导致许多现有军力的互用性限制的根本原因,例如美空军的F-22F-35彼此不能直接通信。
为了解决这些互用性问题,国防部使用变通办法,比如U-2装备了连接F-22F-35的通信载荷,并能够和地面部队进行通信。同样的,战场机载通信节点(BACN)能在诸如RQ-4E-11这样的平台上飞行,作为连接飞机的通信网关,地面用户使用各种战术数据链,比如Link 16和态势感知数据链接(SADL)。这样的变通方法是解决当务之急的权宜之计,但这种围绕遗留系统的解决方案将导致遗留系统越来越繁杂庞大,从而离美军所希望的一个具有跨军事种、域和盟军部队能力的动态和弹性网络越来越远。
2.军种争权的壁垒
每个军种都只顾发展自己的方向,不是为了改善国防,而是为了他们的自身利益“对权力的渴望”
——美空军和太空部队首任首席软件官尼古拉斯·M·柴兰
如前文项目开发情况所述,国防部的许多项目和活动正在同时进行,这也是导致JADC2缺乏有效进展的主要障碍:没有人“拥有”JADC2的全部任务域。每个军种拥有各自的项目、平台和战斗网络,以及支持它们的预算拨款,但是没有有效的强制功能来确保各军种的系统能够协同工作。例如,在ABMS中,空军正在开发一个能够有效连接数千架飞机的系统,但同样的系统可能不适用于连接成千上万的士兵和他们的地面设备。如果陆军和海军开发了自己独立的战斗网络,把他们和ABMS集成起来可能会是最后的考虑,或者干脆不予考虑。当前进展的风险在于,各军种似乎又走上了各自“竖烟囱”的老路,从而不能满足JADC2所需的互用性和弹性。
更复杂的是,关于JADC2的争论在用于描述愿景、正在开发的技术和执行军种计划的项目的通用语言中是模糊的。虽然对JADC2的需求已经建立并明确,但在许多情况下,当涉及到具体的项目和活动时,军方和国会似乎在互相推诿。
3.拨款僵化的机制
为了“东躲西藏”地追逐资金,我们一直在进行持续而疲惫的斗争。
——美空军和太空部队首任首席软件官尼古拉斯·M·柴兰
尽管美军项目经费拨款周期僵化是一个系统性和普遍性的问题,甚至可以追溯到二战后麦克纳马拉的规划、计划、预算系统(当时还没有执行这一项),但尼古拉斯·M·柴兰显然不适应这一点。他在202192日的辞职信中说的义愤填膺:
当我告诉大家,联合参谋部邀请我加入JADC2团队,担任他们的首席软件官时,我赌上了自己的声誉。他们希望我能在4个月内交付一个最小可行产品(MVP),这样我们就能最终为JADC2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产品,而不仅仅是国防部各部门执行的冗余和彼此孤立的工作,或要么空中楼阁、要么过期失效的文件。根据我们的作战人员和联合作战司令部的要求,经过大范围的理解和开发工作,我们开始了充满激情的工作,但此时我被联合参谋部告知没有2022财年的资金支持最小可行产品。在经过漫长的讨论确定这是关键的工作以后,国防部甚至无法找到2000万美元来建立巨大的有益的作战能力。国防部的运行出现了错误。我的“说干就干”这句话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贴切。我们不得不等待2023财年的资金……
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计划的经验教训
建造一个新的国防采办系统:不要再试图修修补补,我们需要的是彻底推倒重建。
——美空军和太空部队首任首席架构官普雷斯顿·邓拉普
罗珀一直强调:更好地建造系统,而不是建造更好的系统。在当今快速变化的大国竞争威胁环境下,明天获得85%的解决方案远胜于几年获得的100%的解决方案”。因而,事情的重点在于立即部署能力解决方案的增量的方式,而不是某一种具体的先进装备本身。
1.采取中心化的管理模式
管理模式上,自顶向下,统筹规划统一的标准、接口、协议等兼容性问题,保持各元素互用性,防止烟囱林立。国防部需要明确不同组织在JADC2开发和执行过程中的职责和权限——谁负责什么,以及不同的组织如何一起工作。国防部可以创建一个联合项目执行办公室来集中管理JADC2的开发和采购。每个部门都可以从建立自己的集成办公室中获益,以与项目办公室联络,并确保他们的需求得到适当的体现。联合项目办公室也可以更容易与盟友和合作伙伴交互,在开发过程中通过提供一个单个节点联系技术和编程问题,让国防部和国会的高层领导能向一个具体的组织或个人问责。
邓拉普创建了一个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大规模组织体合同方式,与超过130家公司签约并设置了一个10亿美元的上限,允许快速、灵活的任务奖励——削减月度拨款时间,把合同灵活性与技术和学习的速度更紧密地结合起来,避免了无数的无效工作,而这些工作通常会花费在100个孤立的合同上。这还仅仅是合同集中统管的初步作用。
2.强制使用通用的运行系统
系统架构上,JADC2必须强制使用通用的运行系统,而不是允许战斗网络的不同部分独立运行的系统。传统方法允许不同的系统在网络内部和跨网络运行,主要优点是它允许系统根据其执行的功能和具体的硬件环境进行优化。然而,这意味着为一个系统编写的应用程序不会自发地与其他系统互用,并将需要一些准备时间和开发工作来使他们能够互联互通。通用运行系统能创建一个真正开放的软件开发生态系统,可以减少小企业进入的障碍,鼓励创新,增加软件可重用性,并防止供应商锁定。这也将一举两得地解决遗留系统和军种壁垒的问题。
3.选择熟悉官僚系统的技术人才
人员任命上,高级管理人员必须同时具有军方官僚系统的工作经验和技术创新能力。尽管美空军近年来的数字化进程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罗珀在平衡官僚系统和创新人才之间的矛盾中独木难支。(罗珀:“我的心太累,要一点空白,你若是明白,让我暂时的离开。”)用一个不太礼貌却形象的比喻,罗珀与柴兰和邓拉普两人的关系,就像董卓和吕布。正如吕布杀死董卓之后马上被李傕、郭汜赶出长安,柴兰和邓拉普尽管在IT领域是“无可替代”的人才,但随着罗珀的辞职,再没有人能够为他们在官僚系统的丛林中开辟一条前进的道路。因而他们只能一边痛骂官僚系统,一边愤而辞职。
尼古拉斯·M·柴兰呼吁:“当他们以前在该领域没有经验时请停止让少校或[中校](尽管他们有奉献精神,非凡的态度和文化)来负责影响数百万用户的技术项目。如果没有广泛的飞行训练,我们不会飞行员进入驾驶舱;那么我们为什么期望没有IT经验的人能够成功?”尽管他说的很有道理,但这无益于推进JADC2的实施。创新推进项目不仅需要柴兰和邓拉普这样的技术理想主义者,更需要罗珀这样在官僚系统和他们之间协调的润滑剂,以获得项目推进所必需的资源。

-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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