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文科生太多,还是理科生不行?

制造界 2021-04-17

来源/智本社(ID:zhibenshe0-1)

作者/清和

图片/图虫创意



日前,央行研究局陈浩等四位博士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论文》上刊发的《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引发热议。其中,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观点:“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1]”


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么大一口锅扣在文科生头上,被人解读为“文科生误国”。其实,央行工作论文想要表达的或许是文理科的结构性问题。


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是文科生太多,还是理科生不给力?中国正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如何才能越过这一陷阱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中等收入陷阱”。



1/ 中等收入陷阱是制度陷阱


从“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彰显着理工科的重要性。事实上,理工科在中国长期居于优先地位。政府每年对以理工科见长的“985”高校的财政投入是巨大的。中国设有自然科学院士,没有人文社会科学院士制度。在职称级别上,一级教授皆为理工科教授几无文史哲教授。文理科教授在学术经费、津贴、住房等待遇上的差距甚大。


如今,人口红利日渐消失,“卡脖子”问题凸显,对技术创新的渴求愈加强烈,理工科热在“双一流工程的推动下再入高潮。


问题来了,按照央行工作论文的说法,东南亚文科生太多导致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中国将理工科拔到如此之高的地位,为何技术创新依然捉襟见肘?在中等收入的爬坡攻坚期,经济增长衰退,到底是文科生太多,还是理科生不行?


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它是一种经现象: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及中高收入(人均生产总值在976美元到11905美元之间)时,经济长期停滞或反复波动,未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典型的国家有拉美的墨西哥、阿根廷、巴西,以及东南亚的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比如,阿根廷在1964年的人均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之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是,从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开始,阿根廷反复爆发债务危机,经济增长起伏不定。1989年和2002年两次债务危机再次将阿根廷的人均生产总值拉到2600美元以下。二战以来,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以色列等极少数国家拿到了发达国家的门票。多数国家只能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与折腾。


这是为什么?通常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型失败,技术创新不足的同时,老龄化、少子化又导致人口红利衰退。数据显示,2003年的研发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阿根廷为0.41%,马来西亚为0.69%,韩国高达2.64%。2006年每千人中的研发人员,阿根廷为1.1人,马来西亚为0.42人,韩国为4.8人。二是金融过度自由化,反复爆发危机,比如拉美债务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


一些人因此得出结论:这些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理科生不足,技术创新不足;文科生经济学家误国,金融开放后被美元反复收割。


其实,只要稍微往前思考就明白,这些结论都过于表象,甚至极具误导性。为什么制造业转型失败?这些国家的技术研发投入为什么不足?技术创新来自哪里?


人人都知道技术创新重要,为什么做不到?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技术创新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靠钱堆起来的,而是靠制度创新。不同的制度,造就不同的人及行为,从而决定不同的技术水平。这就是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的主张[2]。


过去,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为何快速增长?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国际资本、国际技术的迁移。拉美国家多数是资源型国家,东南亚国家则是劳动密集型国家,矿产资源和劳动力富余吸引了大量的国际资本进入。国际资本投入,国际技术引进,国际市场拉动,这些国家快速步入中等收入阶段。所以,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并非来自国内的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的提升以及制度的优势。相反,经济快速增长催生了民族情绪,反而掩盖了技术创新的不足,忽视了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停止了对劣质制度的改革。


比如,在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时,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墨西哥、巴西大量出口矿产资源,经济迅速起飞。巴西经济在1971-1974年间平均增速超过10%,墨西哥经济在1978-1981年间平均增速超过9%。但是,1982年,这两个国家爆发债务危机,经济陷入负增长。


美元快速升值是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但根本原因还在拉美国家自身。依托资源出口创汇的担保,这些国家大规模借入外债,发行了大量的货币这些货币流入了政府部门及资源型利益集团部门,很少使用在人力资本和科技研发上。1982年美元快速升值,大宗商品价格迅速回落,资源出口创汇骤降同时,外债利息飙升。墨西哥、巴西先后宣布无力偿还债务,汇市、债市崩盘,通胀爆发。


这是不是金融开放的问题?这是制度问题拉美国家普遍没有建立真正的宪政制度,国会对政府举债和货币发行没有约束,法律对资源型利益集团的打击不足。


再如泰国引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指出,“很多人将这场经济危机归咎于泰国过度开放的金融政策,但极少人关注到真正的原因,那就是保王派控制的商业银行创造了过度泛滥的信贷,透支泰铢信用,最终引爆了货币危机。”


泰国的政治制度并不是真正的英式君主立宪制。泰国王室有三股力量控制着泰国:一是《亵渎王室法》保护的“明君”威望;二是保王党控制的上议院以及扶持的亲王政府;三是庞大的王室财团泰国王室资产达到430亿美元,相当于英国王室的80倍。长期以来,泰国王室与军人集团控制着泰国的政治,打击政治对手,制度改革缓慢,甚至轻易修改宪法。制度上的落后反噬经济,引发亚洲金融危机。王室控制的商业银行大规模地向王室企业提供贷款,导致泰铢信用和银行风控愈加脆弱。


韩国的情况类似,这场危机波及韩国。长期以来,韩国财阀控制的商业银行无视风险地向旗下企业大规模输血。当金融海啸来袭,企业无力偿还贷款,风险波及银行系统,金融危机爆发。为什么韩国能够走出危机,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


关键是1988年的政治改革。这一年,韩国借着奥运会推翻了军人政府,修改宪法,实施总统直选制度,保障言论自由,推行经济自由化改革。后来,民选总统金泳三、金大中执政,他们与财阀作斗争,彻查全斗焕、卢泰愚,将全卢二人投入大牢。金融危机爆发后,金泳三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金大中则整顿财阀金融,关闭向财阀输送利益的商业银行,从根源上斩断财阀经济的危机。


韩国经济学家、现任驻华大使张夏成在其《韩国式资本主义》中指出:“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的问题是市场本位主义的产物,那么韩国的问题则因没有正确树立市场经济规范而导致”[3]。他认为,韩国式资本主义类似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贱民资本主义”,表现为任人唯亲、裙带关系、小团体主义、地方保护主义、贪污受贿等特征。这就是制度问题。


韩国度过这场危机后经济持续增长,最终跻身发达国家行列。这必须归根于韩国的制度改革,尤其是四位民选总统对财阀势力的持续斗争。民选总统打击财阀垄断,推动经济自由与舆论自由,为竞争公平和技术创新提供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四位民选总统都是文科生,其中金泳三学习哲学,金大中记者出身,后来的卢武铉和文在寅都是律师出身。


所以,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制度陷阱。这些掉入陷阱的国家,制度不改革,治理无能,腐败不堪,利益集团垄断资源、控制经济、打击舆论,导致财富集中,内需不振,思想萎靡,创新不足,社会矛盾尖锐,经济停滞不前。


制度创新,靠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精英推动改革,也靠哲学、历史、文学、新闻传媒等人才启发民智,传播思想。当然,理工科生也可以改行加入其中。所以,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文科生太多,而是文科在制度改革与创新方面没有起到作用,没能给理工科在技术创新上创造足够的空间。



2/ 人文科学为科技创造空间


人文科学起到什么作用?有人说诗歌怡情,哲学开悟,文学通达,谈具体作用就显得功利主义了,未免太庸俗。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一个学科、一个职业如果没有效率,无法创造价值,定然会被淘汰。


人很自然会选择更有效率的职业和专业。后发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阶段时,国际技术大量涌入,工业效率快速提升,工业领域的收入快速增加。这吸引更多的人选择理工科,电子、机械、计算机、材料都是热门专业。过去几十年,中国高中阶段,成绩更好的一批学生选择理科,理科没有优势被迫选文科的大有人在。进入千禧年后,市场对外贸、管理、金融人才的需求扩大,商科开始崛起,不少成绩好的学生选择了金融、外贸、经济学、管理学、财会,其中不乏理科生。而历史、哲学、宗教、考古学、文学、美学、国画、社会学等文科专业均为冷门专业


到今天,我们需要反思:人文科学有什么作用


第一,人文科学为科学技术创造生存空间。改革开放之前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当时比现在更加重视理工科,但是技术创新依然吃力。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引进国际资本和技术,但是遇到一个难题:资本也有,技术也有,土地也有,工人也有,就是不敢落地,为什么


当时的土地是国有的,很多地方政府不敢批地,外商只能到特区来投资。政府找到一些专家,如从美国回来的经济学家张五常,探索城市土地制度改革,从香港引进土地租赁权拍卖制度。土地可以流转,市场开始启动,资本和技术才大规模扎根中国大地。


这个过程可分为三步走:一是制度改革,政府释放资源;二是企业主入场三是工人、工程师发挥作用。可见,人文科学的探索在前,产权制度改革在前。


过去几十年,羸弱的文科,渐进的改革,给国际资本和国际技术转移开辟一些生存空间。庞大的理工科团队主要干一件事情,那就是“搬运”。将临床、软件、电子、汽车制造等流水线、设备及技术标准搬运过来。这成就了中国制造。如今,国际技术转移红利逐渐衰退,空间逐渐塞满,核心技术又搬不动人口红利还逐渐消失,怎么办?是不是要回到“数理化”的时代?


接下来,发展理工科依然很重要,但却不是关键。为什么?过去几十年,能够搬运的技术搬运得差不多了,理工科应该转向技术创新。但是,为何技术创新艰难?是不是技术投入不足?是不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不足?


这些固然没错,但也不是关键。关键是羸弱的人文科学没有为科学技术打开成长空间。过去,人文科学给科学技术只创造了生存空间,没有打开成长空间。有些理工科直男说,技术创新不足主要是因为领导是文科生,外行领导内行。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存在外行领导内行?可能是公司制度和管理上存在问题,导致人才错配。这就是人文科学没有为技术人才打开足够的成长空间。如何让巨额的科研经费配置给合适的人,这也是人文科学及教育制度的任务。中国顶尖学府曾有几大知名校办企业,如今均面临危机,要不债务重组,要不负债人被调查。是高校技术不行,财政经费不足,还是管理不善


比如,法学研究与法律工作的问题。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打击了创新者的积极性,也抑制了企业主对技术研发的投入。又如,经济学及反垄断工作的问题。垄断势力阻碍了技术进步,但盲目的反垄断反而打击了技术创新。现实的问题是,很多经济学家和律师并不理解什么是垄断,不清楚反垄断到底在反什么。


再如,产权改革及治理工作的问题。有这样一个例子:在南方一个地区,当地农民掌握了一种水果的种植技术。近些年,他们主要收入来自种植技术的输出。他们到周边省份大规模承包当地的果园,然后采用他们的技术改造果园,果树产量迅速翻倍,质量也大幅提升。但是,他们也面临一个问题:当地农民看到被承包的果园产量和收益翻倍,马上要求毁约,设置各种路障,强行收回果园。这导致他们手上空有技术和资金都不敢投入,结果双输。这个问题源自土地产权和乡村治理。


我们经常讨论农村、农民、农村的出路何在?如果资本、人才和技术进不去,农村如何发展?农民如何增收?农业如何进步?现代农业是高科技行业,如何才能为农业技术打开成长空间?产权制度改革和乡村治理提升是两条可靠的逻辑。


除了法律、管理、金融外,传媒、艺术、文学、历史等均能够为科技打开成长空间。通常,思想市场越繁荣,理性思维越成熟,知识创新越发达。如果国民不理解个人自由,不理解产权制度,不理解人文精神,不理解立法原则,不理解国家内涵,制度变革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人文科学的任务是探索并传播人类行为的规律,进而创新制度,给技术提供成长空间。所以,人文科学的第二大作用是为科学技术打开成长空间


人文科学还有一大作用是为科学技术划定增长空间。有空间就有边界,技术或许无边界,但是技术在人类社会系统中是有边界的。如何划定科技的增长空间,是人文科学的艰巨任务。这分为两部分:


一是抑制技术进步。比如,管仲盐铁官营。铸铁是一项重要技术,管仲将其官营垄断,打击了民间铸铁技术的进步。此后,历代王室都对铁器、火器加以管制,抑制了金属冶炼、火力能源的进步,而这两项是工业革命的重要技术。


二是纵容技术滥用。比如,基因编辑、核技术、大数据是人类的福音,也可能是人类的灾难。这取决于人类如何管理这些技术。人文科学的一大挑战是,如何构建有效的制度、法律与伦理,去接纳、限制技术运用。


人文科学探索的是人的行为规律,自然科学探索的是自然规律(不是按是否学数学来区分)。这种探索可以使用定量方法,也可以使用定性方法,关键是要遵循抽象逻辑。与自然科学相比,人文科学的研究难度其实更大,探索人的行为规律更困难。


从人文科学到政治制度,再到经济自由。这是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主张。最典型的说法是,欧洲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为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打开天窗。但是,残酷的是,在利益与权力斗争下,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新兴国家能够走出这条路。



3/ 宽容文化是经济文明底色


如今的人文科学教育往往距离抽象逻辑太远,能给人多少理性思维


自然科学的抽象逻辑够“硬”,没有太多主观发挥的空间。但是,人文科学非抽象逻辑的生存空间太大,且常常被人利用。化学、物理学不会被分为西方的和东方的,但经济学、管理学、历史学常被区别对待。如果违背自然规律,所有人都可能被惩罚。但是违背人的行为规律,可能一部分被惩罚,一部分人则获利。例如鼓吹货币放水,一部分人可以借此洗劫另一部分人获利。干预主义在经济学、政治学中被包装为真理大行其道。被扭曲的人文科学,游离于抽象逻辑之上,大谈似是而非的理论,甚至危害至深。


文科生常被人诟病,逻辑混乱,浮于表面,观点偏激,流于空谈。他们在法律、经济、管理、新闻等职业上的竞争力,可能还不如理科生。当然,这并不是说理科生更有思想,而是在过去高考选拔竞赛中,更优秀的、智力更高的一批人选择了理科。文史哲居于鄙视链的底部,历史理性历史观,法律无宪政思想,哲学无思辨逻辑,文学无人道主义,传媒无客观主张,经济学无自由市场,如何为科学打开天窗?如何启迪世人?


如今,人文科学领域反而是思想的重灾区(但文科生无需背锅)。但是,人文科学是重灾区,才需要更加重视它、改变它。如何改变?


文科生的多与少,学什么专业,从事什么职业,不是由一篇文章、一个机构、一个政府说了算。这是一种上帝思维。个人、政府及任何机构都难以判断文科价值高还是理科作用大,中学教师的作用大还是软件工程师的作用大。文科生、理科生及其各科生之间的配置,大体上还是看市场价格。唯一能够判断的是自由市场,唯一能够提供指导的是自由价格。


比如,当历史学毕业生就业压力增大,就会有很多学生报考其它专业。又如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物理学高材生就业困难,他们中有不少转向(报考)就业前景更好的经济学博士。这个趋势也促使经济学方法论转向实证主义。


随着经济的发展,竞争的加剧,市场需要更多的管理人才、金融人才、跨国经营人才、审计师、律师、心理咨询师、传媒人。这些人可能出身于文科,也出自理科,可能未必专业对口,但这都不重要。市场竞争的唯一标准是效率(效用)。用市场去淘汰那些被扭曲的人文科学知识,淘汰那些缺乏理性思维、独立思想和创新能力的文理科生。这就是市场竞争的倒逼法则


在大社会中,我们应该包容不同的正当性行为存在,包容各种正当性的自由市场和职业存在。有些职业或许距离自然科学很远,距离科学技术很远,但只要它有效率与效用,终归会促进社会的进步。


曾经有一位经济学家指出,钢琴演奏的技术进步缓慢,如今演奏家的技术水平或许还没200多年前的贝多芬好。按此推理,一个国家是不是不应该把资源投放到这些低效领域,如钢琴、芭蕾舞、按摩、滑雪,等等。如果将这些资源投放到理工科、工业与技术领域,经济效率与技术进步会明显提升。这样做是否更好?


苏联是一个典型的工科直男。这个国家采用中央计划的方式,将绝大部分资源投放到重工尤其军工领域。经济增长一时迅猛,军备竞赛的风头一时压过美国,核弹头数量也多于后者。但不论从结果上还是逻辑上看,这种做法都是失败的。


二战期间源自欧美世界的技术积累是苏联技术的底子,资源集中在重工业领域,制造大量的核弹头和巨型广场,无法掩盖其民生、法律、轻工、金融以及其它领域的羸弱。最终其它领域的羸弱反噬了其重工与军力。比如,苏联的飞机、潜艇、核电站的事故概率要高于美国,有些事故源自国家治理上,有些源自财政资金上,有些源自电子元器件。80年代后,微电子、半导体领域的落后,导致苏联军备落后于美国。国家治理与财政资金的问题最终击溃了这个庞大的帝国。


日本二战时推行经济军事化,将全部资源集中到军工上,迅速扩张航母、舰艇和飞机数量。珍珠港事件后,海军装备数量上不逊美国。但是,很快美国人发现,日本海军是“打肿脸充胖子”,各方面落后于美国。一些航母是由大型商船改造而成,夹板薄,战斗力弱。在中途岛战役中,日军航母被轰炸后陷于瘫痪,而美国凭借强大的工业技术,可以迅速维修受损航母。更重要的是,美军凭借发达的情报技术重创了日本海军。


人为集中资源与市场配置资源,前者往往盛极而衰,后者常常先抑后扬。当遇到大规模协作与创造性竞技时,人为集中资源出现严重的短板。与举重相比,足球的协作规模和创造性竞技程度要更高,足球俱乐部则更有优势。


跳出中等收入陷阱靠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源自一个个繁荣的小市场、小需求和小爱好。比如芯片制造是制造业智能化升级的一项重要技术。芯片技术源自哪里?如果你是一位摄影爱好者,那么你的爱好促进了芯片制造。照相机中的光学镜头(如德国蔡司)被运用到荷兰阿斯麦光刻机中。先进芯片是全球最顶级的科技公司分工协作的结果,我们不需要也不可能每一项技术都掌握。但是,繁荣的小市场、小爱好、小技术越多,这个国家越有可能掌握更多的核心技术。


所以,我们需要提供宽容的环境,让各类自由市场蓬勃发展。当然,这个宽容不是无原则的宽容,也不是自由放任的宽容,而是遵循正当性自由的宽容。流行乐、爵士舞、橄榄球、曲棍球、翼装飞行、登山,等等,各类市场越繁荣,科技越发达,社会更进步。其中的逻辑有二:


一是技术扩散。这些市场、产品可以给人们带来不同的效用。对效用的追求客观上也会促进技术的进步。比如看球赛、田径赛都可以促进技术进步。100米短跑对跑鞋的要求极高,这促进了鞋子的材料进步。F1赛车推动了汽车技术的进步。军工材料中使用的磷促进了农业产量的增加。


二是环境宽容。翼装飞行、攀岩、跳伞等极限运动被戏称为“国外人少”的原因。极限运动挑战追求最高、最快、最强、最惊险,其背后是人类技术的极限、人类意志的极限以及人类欲望的极限。历史上,飞机、电力、炸药、核能技术等伟大发明,都与人类的极限挑战相关


唯有宽容,才能繁荣。新兴国家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当国际技术转移红利衰退,当人口红利衰退,当理工科及技术尚未成长,当人文科学及制度停滞不前,只能追求更加宽容的环境发展自由市场。市场的力量是自发的、自由的,让经济自由促进其它自由。这是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主张[4]。


宽容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底色。我们找不到一个暮气沉沉、科技又发达的国家,找不到一个民众逻辑混乱、经济又繁荣的国家,找不到一个只唱一首歌曲、社会又文明的国家。更何况,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不过是手段,效用与自由才是目的


参考文献:
[1]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陈浩等,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论文;
[2]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道格拉斯·诺斯,格致出版社;
[3]韩国式资本主义,张夏成,中信出版社;
[4]资本主义与自由,米尔顿·弗里德曼,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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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自做自受 2021-04-24 10:42
分析详细,可圈可点。 个人看法,人是被制造出来的,设计制定了功能和性能,反映在不同品种和批次,旨在实现系统性运作以保持生态平衡可持续生存和目的以达成适应所在空间的生存适宜。 就文科、理科来说,只是个名而已,其道无非是系统平衡和适宜的两个控制因素,起到系统合格所需要的调整,两者不可或缺,或多或少,就是自动化控制理论的正负反馈原理制约,又好比汽车的方向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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